第十节初到幽州
我来自现代，我常常带着沉重的使命去拷问历史——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数百年间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为什么西方人在短短的几百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富国强兵。
最近，我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不同的法理文化开出的不同花朵。
重新解读纷繁复杂的历史，我发现中国始终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西方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却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暴力拆迁，源出于此）；西方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西方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公平正义，中国的政治家却习惯了“法即是刑”的理念。
反映到法律宣传上，我们的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将对你如何如何”；而西方式法律宣传是这样的：“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力，你可依法对他如何如何”。
这两种不用的法律文明结出不同的果实，当然造成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的结果。
既然明白了这一切，我就不愿再让悲剧重复，我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官员，百姓，甚至宗教人士）纳入到法律的管理之下，儒家认为一个人的德性够了，就可以治国了，这以德治国不过是个笑话，谁来管理治国者的德性哪——只有法律，法才是至高无上的。我要以宗教来管理人心，约束人的道德，以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这样一来，即使是宗教，也套上了笼头。
光和五年三月（公元182年），我们经过20天的讨论，终于确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律法及政府架构。当然，它离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还相差太远，但只要有了最高宗旨，它会不断的完善自我，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会上决定，高堂隆为我们的第一个首相，高山当大司刑，我兼任大司令，我手下学生已开始组建都督处、军机处。
会议结束后，高山立即去青州筹备转运流民，同时他还要在10天内拿出完整的商业发展战略。周毅开始着手设立各类学校，并筹备我们3年后的第一次科举工作。尹东则受命建立各级宗教机构，并组织人手编写完整的宗教教典，设立神学院。我抽身出来，带领饱受管亥摧残的500士卒动身前往幽州治所。
路上，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出发时，为了补偿士卒们受到的摧残，我发给了士卒一些铜钱，这些铜钱都是我们私下铸造的，完全仿照汉朝铜钱的样式。没想到，这种钱币大受商家的欢迎，士兵们找零换回了各式各样的铜钱。我一时好奇，要过几枚铜币看了看，它们多数是大汉朝廷所铸，但颜色不一，大小不一，厚薄不一，居然找不出两枚完全一样的钱币。
询问之下，我才知道，大汉此时铜钱贬值，各地私铸的铜钱泛滥，虽然私钱都采用汉朝廷铜钱的样式，但含铜量各不相同，其中以大汉朝廷的铜币含铜量最低，所以其他铜币就可以公然流通。
同时，各种铜币间兑换率也不统一，甚至只相隔一个城镇，兑换率也大有差别。我们的铜币由于含铜量高，所以大受欢迎。
这让我想起历史，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铸造铜钱二百八十“亿万”，280亿万就是2800亿。东汉的铜钱流通量多，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汉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造成铜钱大量贬值。
看来，我们这次会议，疏忽了币值统一问题，不统一币值，商业无法大发展，大汉朝廷不懂量入为出，平衡国家收支，是因为掌权者都不懂数学，官吏们的知识就是识字和做诗，既然我们有一批学数学的人才，就一定让他们懂得量入为出，平衡国家收支的道理。
为此，我们还要迅速确立三级钱币制度。汉朝银子还没有成为货币，我们可把银子加入我们的货币体系，为了防止今后各地在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私铸钱币，造成中央财政紊乱，我们必须利用我们先进的铸造工艺，铸造出三级货币——金币、银币、铜币，同时公开公布统一的、可自由浮动的货币兑换率，没有经政府确认兑换率的钱币，一律不得流通，同时，零散的金块、银块、铜块也不能当作货币流通，必须在特定的机构把金银铜兑换成钱币，私下兑换货币的商户重罚，判以没收产业，终身不得再经商。不能流通的钱将作为废钱予以没收，持此钱交易者也将判刑。
我又进一步想，这样一来，每月定期公布的货币兑换率的公告，可以作为初级的报纸下发到各级政府、关心它的商铺，上面可以刊登一些典型的案例判决，监督各地司法工作，同时也可在上面发布一些政府公报，以后再慢慢的刊登一些商业信息，广告，再逐渐让报纸脱离官办。这样，舆论监督体系就建成了。一件事情解决两个问题，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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