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就是从盐场过来的。”
“喏，”王安石担心地应道。
与茶场一样，朝廷是好心，先借给亭户，给盐户牛犁以及煮盐工具，只有一个条件，这些工具与牛不是让你耕种的，专门给朝廷犁盐泥。但亭户们自己却不自觉，时常偷偷私耕。
对此朝廷表现了人性化的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划给你一块盐地，让你专门煮盐。
这是朝廷付出的，那么必然有回报，一是盐税，亭户一般每年交三十石到三十五石正盐，平盐一石是五十斤，正盐是一百五十斤。剩下的必须全部卖给国家，甚至为了民生，还制订了任务，完成任务后，多煮出来的盐为浮盐，又叫平盐，收购价又更高。
更人性化了。
可事实呢，不是！首先收购价太低，官府给正盐价每石只有五百省钱（因为钱不足，一缗钱不足一千文，多是七八百文实钱，这叫省钱），一斤盐才二点五文。到天圣后加了一下，加成六百文，也不过三文钱。
但也不错了，比后来用小刀子刮好，这时是用犁来犁的，盐地厚度高，产盐量大。
可不急，还有，两税，两税以盐代替，两税来了，杂税也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税全部得征收。接着牛犁又要收钱，并且物价上涨，柴草价居高不下，越来越贵，而盐价不动。以及亭户对亭户自己人的剥削，有的大亭户盐场未煮，居近场监，贷钱射利，隐寄田产（隐他们自己所占的盐田亩数），害及编氓（编入户册的平民）。谁家没有事，一有事借贷，赖上。
还不止这些，宋代对各方面的百姓陆续放松，比如给予百姓自由流动的权利，甚至将流民编入厢军给他们活路。但因为盐利之暴，对盐民看管很严，一不准亭户投军，投充者押归本业，杖八十，二禁亭户逃离本场，移至他场那怕煮盐也要押回来，继续杖八十，三禁亭户改业，只准煮盐谋生。说到底就是农奴！比唐朝的闭户政策更加倒退。
所以王安石很担心。
老师很平民化的，对平民格外关注，一旦看到这种情况，会有什么举动？
但造成另一个问题，就是走私，仅在杭州，从盐户头上收购一斤盐是三文，在本州出售价就有二十六文！连路费都省了，转一个手，九成的利润到手。有的走私者连官府巡查的衙役都敢捕杀，是故贩盐之人，千百为群，州县之力，无能禁止。
还有许多古古怪怪的地方，比如虔州（赣州）离广南近，偏按旧制，运销淮盐。想一想从两准路到虔州有多远吧。于是成为宋朝私盐现象最严重的地区。
不但盐，还有酒，酒情况稍好一点，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许多豪强强行私自酿酒，包括一些朝廷有后台的官员，多在湖秀杭越数州开设私人酒坊。
至于茶矾之利，依王安石之意，不如索性全部商业化，要它们做什么？茶农矾农被逼得十分苦逼，朝廷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前几年的二十几万缗钱与十几万缗钱。朝廷当真再乎这四十几万缗钱！
商业化后，损失是大户人家利益，那于朝廷有何关系？中小商人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并且一旦商业化，朝廷仅靠商税，就不会比原来所得少。
这是指眼下形成的积弊，一开始包括盐，朝廷立意都是好的，实行茶专营后，许多新茶种开发出来，这就是国家机器的力量，或者矾，亦是如此。可跟后没有及时应变，朝廷未得其利，反而成了权贵们鱼肉百姓的工具。
但问题不仅于此，还有其他的，比如寺庙。
没有福建严重，也十分严重。不但阻其水利，连西湖都进行了侵占。有的寺观还有着深厚背景，比如杭州洞霄宫，宋真宗亲赐良田十五顷，李太后出生于杭州，赵祯又赐灵隐寺庄产十五顷祈福。那一个敢动这一寺一观？
至于侵田河湖、夺民其田、放高利贷、隐其民户等等情况彼彼皆是。
一口气说完后，王安石道：“郑大夫，难啊，除非郑大夫真有翻江倒海之能，将富阳等县所有大山搬走。”
郑朗一口茶水喷出来，道：“我还搬大山呢，说一个小山，底百丈，高不足三十丈，大不大？”
也就是山麓周长三百来米，高九十米，这样的山峰，算很小的山峰了。王安石道：“不大。”
“可你知道它会有多少石方？近百万石方，用载重量一万多石最大的江船装载需要三千多船，你说我有什么本事搬山倒海？”
说孙悟空的金箍棒，就这么一座小山峰，有可能会是五万个金箍棒重。
王安石也乐起来。
郑朗又说道：“你不用担心，对此，我做了心理准备，大多数是微调，重点也不是在它上面。有的也比较容易治理，难的是我离任之后，能不能保持，难的是一州问题不大，全国三百多个州府军监，如何解决？”
提及此事，王安石抱怨道：“郑大夫，那个不能说啊。”
“什么不能说。”
“就是五六倍。”
“说也是五六倍，不说我对陛下也做了承诺，还是五六倍，有何区别？眼下没有他人知道，大约是陛下替我保了密，减轻我压力。这是陛下的好意，可不能慢怠陛下，更不能与陛下打诳语。我主动将真相揭出来，会对自己一些举措进行很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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