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还是高估了赵祯。
其实从赵祯到后来的宋神宗，对老百姓都很关注，但赵祯多了一份明智，一份悲情，一份懦弱，这份懦弱给了大臣更大的胆量，正好宋神宗又多了一份激进、一份勇敢，于是大臣的胆量，到了宋神宗时全部发作。最大的伤痛开始。
可两个皇帝对祖宗的法制，比如养冗兵、比如用文人节督武将，比如对官员叠加官职掣肘权利，都有很大的忌惮。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不仅是守旧大臣的掣肘，变法的迂阔，还有宋神宗的退让。非是宋神宗不想好，而是王安石触动了宋神宗的底线，集权！集权有多坏，看一看蔡京与秦桧就知道了。
二就是将从中御，用武将代替文臣指挥，让宋神宗心中戚戚。
三是用民兵代替禁兵与厢兵，渐渐除去冗兵这一弊政，宋朝正常的年份，养活不做事的禁兵、厢兵、蕃兵、乡兵多达一百多万人，不是役，是真正的养，换那一个朝代也会被它拖趴下来。可这就是祖宗的法制，赵匡胤说了一句话：“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叛民。”养兵是利百代的事！这才过了几代。赵匡胤疏忽最重要的一点，在他手中禁厢兵只有三十几万人，以一个宋朝养活三十几万人，当然不吃力。可到了他后代，在赵祯手中正常达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最高达到一百四十多万人。这个问题，不是郑朗先说的，前有范仲淹，后有范稹、吕端初、欧阳修、小宋、程琳、张方平、庞籍、文彦博、何郯、司马光、蔡襄，还有张洎与田况说过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所带来的祸害。可对于祖宗的畏惧，赵祯与宋神宗皆不敢动。王拱辰上书说，陛下不行啊，这样养兵战斗力太低，契丹人不畏官员，赵祯没有从精兵上想，反而再诏河北等地添置壮丁，用数量弥补战斗力。
这些反对的人不能一味用保守派与激进派来区分了，他们有保守派，有激进派，有“好臣子”，有“坏臣子”。为什么以赵祯与宋神宗这样的明君不听。想法不一样啊，他们看到的只是家中老祖宗，并且是善长军事的老祖宗说的那句话，方凶年饥岁，有叛民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叛民！不能因为眼下，而害了万世利。
所以最后宋神宗对王安石渐渐支持不力。
但想革新，冗兵这项弊政，怎么也绕不了，无论郑朗怎么温和。可是小皇帝这种心态，郑朗还是没有抓住，直到很久以后……
还小了些，小皇帝对郑朗信任，有的心思没有全盘说出来。
郑朗在刻苦学习了，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诗赋，特别是他不喜欢的赋。这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但是无奈，自从隋唐开科考以来，一直到后世，考试对一个学生或学子一生命运的影响有多重要，都是懂的。
国家看似继续在平稳的过渡。
然而到了二月，从府州传来一个消息，李元昊对府州发动了一次攻击。
本来这条消息，也许诸位大臣全部放过去。因为府州是折家的地盘，对这块地盘，宋朝仅是羁縻而己，没有什么管辖权，与李元昊一样，李家在夏州，折家在府州，全是无名有实的土皇帝。
区别还是有的，李家对宋朝抱有强烈的敌意，折家，以及丰州王家、麟州杨家、环州慕家、庆州姚家等党项人忠于宋朝，还有的忠于宋朝的家族分布于银夏灵等州，在李德明与李元昊父子攻击下，不得不陆续的投降。除了这些家外，还有族，庆州白马川的白马族，延州金明县的金明族，庆州野鸡塞的野鸡族，泾州西北大虫前后巉的大虫族，延州茭村的茭村族，或者以首领的姓名为号，如茄罗、兀赃、成王、巴令渴等族。大多数对宋朝优待政策下，对宋朝很忠诚。
至于民族观，这时候很淡薄的，否则宋太宗早就将幽州城收了下来。试问幽州的汉人，有几个人对宋军来伐举旗欢迎的？若没有幽州汉人的顽强反抗，宋太宗何至于攻得那么苦，都没有将幽州城攻克下来？最后大败！
倒是李元昊这小子，最有“民族觉悟”。
府州折家居要冲之地，有契丹人与敌视的李家不断攻击下，曾要求举族来附，宋朝没有同意，但是为了让折家安心的替宋朝看好西北的大门，不但给了他们高度的自治权，还不断的赏赐，俸禄。这也不够的，打得太苦了，于是在中原设义庄，或者通过交易，或者通过战争的战利品，或者通过开垦闲田，来增加收入。总之，是宋朝一个很苦逼的挡箭牌，不但扼守了西夏的扩张，还从西北方向阻挡了契丹人对河东路的入侵。
然而在宋朝官员眼里人，他们还是一群党项人！
咬吧，朝廷花了这么多钱下去，不正是要为了以夷对夷吗？
但是郑朗数次提到了李元昊这小子的野心，比起史上，大臣终于有了警惕心。
君臣商议了一下，喊来了一个人，刚刚返回京城的京西转运副使杨告。也算是一名干吏，但将他喊来有另外的原因，李德明死，宋朝给予隆重的待遇，辍朝三日，刘娥与赵祯为之丧服，先以硃昌符为祭奠使，赐赏甚厚，再授李元昊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使、西平王，以杨告亲往夏州宣旨。不想打仗了，只好厚封厚赏。这个封赏厚得不能再厚了，差一点与宋辽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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