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上常以墓葬的葬俗和随葬品，来判断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
但仅凭这两条证据还不够，还需要结合器物铭文等信息，才能对其形成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
具体到这片墓地，目前陈文哲对于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问题，推测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主要有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姜姓族群、虢仲、冉、有扈氏、当地土着部落等。
之所以有这么多推测，很显然是根据出土的东西和墓葬的制度太推测出来的。
比如姜氏，肯定是根据出土器物铭文来的。
再就是虢仲，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因为陈文哲看到的很多青铜器，跟虢氏的青铜器风格很像，甚至就是一样，也就是铭文不同。
以上观点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对于墓主可能属羌戎一族和虢氏这一观点争议不大。
因为发掘这批青铜器的人，也有着同样的认识。
比如M3和M4的两个墓坑，形制十分特殊，均在墓壁上开凿有多个壁龛。
这一葬俗不见于早期中原地区，而在辛店、寺洼等早期遗址常有发现，最早可追至马家窑时期。
此外，墓葬出土的高领袋足鬲也是判断墓主族属的重要依据。
高领袋足鬲集中分布在关中西部、甘省的天水和平凉地区。
它自身有早晚的发展过程，结束的时间应该在西周初年，与周式乳钉纹簋的结束时间基本相同。
目前，对于高领袋足鬲的来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来自甘省东部地区。
即辛店、寺洼文化分布区。
这与带壁龛的墓葬的分布，也大致吻合。
同时，带壁龛的墓葬中，多随葬高领袋足鬲。
两者似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且此类墓葬和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姬周墓葬，有着显着的区别。
当然，这也不同于带“腰坑”的殷遗民墓葬。
综上所述，陈文哲认为这种葬俗，是起源于甘省地区的一种更早期的传统。
而这一带恰好也是文献中，羌戎族群的分布范围，因此墓主为羌戎一说也应无误。
另外，文献中也有很多对羌戎的记载。
《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灭商的部落联军中，就有羌人一族。
商人的甲骨卜辞中，也有跟羌人冲突的内容。
甚至周人的起源神话中，羌女姜嫄就是其始祖后稷之母。
由此看来，羌（姜）戎不但是周人灭商的重要同盟族群，还是长期与姬姓周人通婚的婚姻集团。
他们在关中地区，理应有着广泛和长久的分布。
在此基础上，陈文哲认为照片中的墓地，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证明。
而关中地区后期墓葬高领袋足鬲的消失，可能是姜人的物质文化被同化的结果。
这种观点当然也不止是陈文哲的，那发掘者也根据这片墓地出土铜器的铭文，判断其为姜戎族之“户”氏家族墓地。
只不过，陈文哲认为这个观点不错，但是还有不同意见。
比如三号墓坑出土铜器，共有族徽者15件12种。
四号墓坑出土铜器，有族徽者8件7种。
其中有些曾见于安阳，及其他地区出土或传世铜器。
这些多属商器，与周人族裔无关。
同时，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周人少有确证用族徽之例。
另外，禁及“户”卣不能证明和墓主人有必然的联系。
尤其是在若干族徽，同时出现于同一墓葬的时候。
从孝民屯遗址出土的陶范看，这批铜器的铸造地也应该在安阳，属商人所有。
此外，之前发现的随葬高领袋足鬲，并伴出青铜器的墓葬中多无铭文。
该阶段的“姜戎”，或许尚未使用文字亦未可知。
根据以上理由，陈文哲认为墓地为姜戎族之“户”氏家族一说恐难成立。
在陈文哲看来，也许那片目的的存在时间很长。
而在时间长河之下，一家一户的存在是十分渺小的。
所以，那片墓地之中埋葬的王侯，也许不止是一家，也不是同一个时期。
这一点他之前看出土的青铜器就有所认识，因为里面有周早期的，也有周中晚期的，甚至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比如三号墓坑出土的“户”方彝。
宗彝这东西，之前陈文哲已经见到过，这种礼器十分珍贵。
通过它，或者是翻看流传下来的典级，都能够确定一些事情。
其实，考古学者在讨论具体的年代和族属问题中，有时会忽略掉一些基础的细节，从而导致论证逻辑出现问题。
在讨论具体的遗存现象时，一定要注意时间尺度。
千万不能将遗物的年代、遗存的年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乃至历史事件的年代混为一谈，它们的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
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但学界对这一关系，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因此时常有毫无逻辑地，直接从陶器到考古学文化，再到具体族属的论证过程。
这是所有喜欢考究古董出处的专业人士，日后的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考古学与文献的关系，也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当今学界对文献的态度，存在两个极端。
一是唯文献是瞻，一则是弃文献于不顾。
这都是不可取的，在考古学研究中慎重地使用文献是十分必要的。
考古学不是万能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很多问题单靠考古学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借助文献、民族志和人类学等材料对其作进一步讨论。
比如，将考古材料比作一团面，这团面本身得和好，其科学性和完整性需要得到保证；
至于如何加工，则可以放开想象，做成面包、包子或者面条都行，各个学科的理论和材料都可以借鉴。
不能说做馒头可以，做面包就不行，这个是做研究应该有的一个基本态度。
以宝鸡石鼓山两座西周墓为例，现在结合相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就可以对其族属和年代，做出细致入微的讨论。
这种将典型墓例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所有人学习。
将来还可以尝试利用这种方法，对历史时期的具体考古学材料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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