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自己治理下的百姓发家致富，这是现在大唐治下所有亲民官们的第一要务。自从皇贵妃夏荷在户部尚书任上，弄出了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指标之后，这便成了悬在所有亲民官们头上的一把鞭子，时不时地就会拿出来抽打一下他们。
不管是内部发行的邸报，还是公开发行的大唐周报，每到年末，都会将各地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给明晃晃地挂出来。
这成了考核官员们在任上是否勤勉，是否有能力的一个最直接的指标。
试想一下，当一个官员看到自己的治下，排在这个榜单的最后一名的时候，他是不是压力山大？这可是与考评挂钩的，而考评又是与升迁挂钩的。
你年年倒数第一的话，别说升迁了，不把你罢免了就算是上上大吉了。
更别说，这里头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
大唐的官员，正在一步步地更新换代，新生代的官员们，基本上都出自于各大学院。七八成以上出自政经学院，也有其它学院转行成为了亲民官的，大家相互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与昔日同窗的较量，也就从学院一直延续到了官场之上。
各地上交给中央财政的赋税，是本地赋税收入的七成。也就是说，地方上可以截留三成，用来充作地方上的发展基金。赋税收取得越多，截留的自然也就越多。而截留的越多，便有越多的资金留在地方之上做大做强，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形的循环。
而且很多项目，中央财政还会拨付基金对地方来进行支持，比方说一些大型的民生工程，像各地的主干道，大型的水利工程等等，中枢各部衙都会有一个预算，然后对地方上进行拨款。所以跑钱，也就成了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之一。
谁能从中枢各部衙跑下钱来，那是谁的本事，只要能将本地的一些大型工程计划纳入到国家的各部衙的本年度预算之中，那就算是吃了定心丸。
来钱的路子其实是很多的，这就看地方官员的能力了。除了这些中枢部衙之外，像由皇后亲自掌控的慈善总会，现在也是一个有钱的主儿。像各地举办学堂、医馆、兴建抚育院等等，也都是可以向慈善总会申请基金的。
现在的大唐，跟过去的任何一个王朝，在财政上的政策，都有着很大的不同。随着由皇贵妃夏荷主导的国家信用货币的成功推行，财政之上，较之以往，可是有了极大的改善。在海外源源不绝的贵金属输入到国内，户部主导发行的纸币，也敢于在一年财政收入的基础之上，超发相当一部分了。
今年，户部甚至宣布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向市场放水。不管是武威钱庄，还是博通钱庄，都将贷款利率压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大力鼓励所有人贷款来发展农业，发展工业作坊，大力鼓励大家来做生意。
而向市场放水的行为，虽然导致了市面之上物价新一轮的上涨，但因为西域，青藏等地被彻底纳入到大唐的疆域之内，许多大型工程轰轰烈烈的展开，却也是将影响限制在了其小的范围之内。许多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感觉不到这种变化。
就像种地的老百姓，虽然买东西要花更多的钱了，但他们的粮食却也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了，出去打零工，每日能挣到的钱也就更多了。而在工坊工作的工人们，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上涨。
各地官员们，从旧王朝时期的耻于言利，到现在的一头钻到了钱眼里，什么能赚钱，那就努力地去干什么。
而这种努力发展经济，让百姓的荷包鼓起来的行为，恰恰又促进了本地的治安一天比一天好转。老百姓之所以不安份，还不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谁兜里有了富余的钱，都想挣更多的钱，而想挣更多的钱，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乱世除了给那些野心家们以茁壮生长的土壤之外，对于九成九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能是一场灾难。
而官员们在发现了这一点之后，自然也就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赚钱的不归路上去了。
老百姓有钱了，官府才能收到更多的赋税，有了更多的赋税，才能让地方变得更好。可以修建更好的道路，更好的房屋，更美的景致，让人一看就赏心悦目。
行省是这样，县治也是这样。
就像现在的湖南行省，行省总督钱彪是将自己的精力投诸到洞庭湖周边地区，这里算是现在湖南的精华所在，钱彪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这一区域的经济。作为后来者，湖南行省目前自然还不能跟大唐在北方的那些原本的核心统治区相比，但钱彪却雄心勃勃地想利用这一区域的大力发展彰显自己的能力。
再往下，最惨的莫过于湘西一带了。匪患还未清除，经济发展自然也就受到了诸多牵制，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别的地方更多的艰辛。但像游庆之，郑端之类的官员，仍然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的经济数据好看一些。
他们的情况特殊，其实就算是排名倒数第一，也不会有人诘难他们。但如果，他们能往上窜一窜，便能让许多其它地方的官员难堪的同时，也可以彰显自己的出众能力。
所以，游庆之便放下了面皮，真接与卢坤讨论起了对方的压箱底的本钱儿，那种滋阴壮阳的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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