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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福龄是广东四会县知县，他在任时，因为操劳县政，落下不少病，尤其是胃病，胃疾严重时，深夜呕血，即使如此，也依然没有丝毫懈怠，他兴办教育，广荐人才，重修水利，上任两年，百姓无不爱戴称颂，“年轻有为，公正和慧，勤慎廉明，树人之仁，复见青天”，这些都是百姓给他的赞誉，上至八十老叟，下至八岁小童，都知道他的政德。
福龄的为官之德，深受祖宗的熏陶和教诲，他啊，不仅受到了勤政爱民、公正和慧的熏陶，同样也受忠不违君、臣心如水的熏陶，在他心里，“忠”字当头，那是一等一的大事，甚至，“忠”字“当头”都不足以形容他了，福龄的世界里，“忠”可以君临一切，什么“孝”、“义”、“仁”，这些只不过都是“忠”的仆从，他可以移孝作忠、移义作忠、移仁作忠，一切都是为“忠”而服务的。
天意弄人，时间走到了辛亥年前夜，福龄的忠路也快走到头了。那是他在任的第三年，风起云涌的革命席卷而来，福龄始终在为幼小的宣统皇帝担忧，他想“这次叛乱闹得不小，这些谋反的，都是公费留洋回来的洋学生，他们不思皇恩浩荡，不思报效朝廷国家，反倒大逆不道作起乱来，朝廷再不设法应对，恐怕国本动摇啊，不过，朝廷是一定会解决叛乱的！曾经的太平天国怎么样？闹得翻江倒海、震天动地，不照样被荡平了吗？这不过是些洋学生，能闹多大？还能闹得过太平天国？”
一次偶然，福龄从家人口中得知，振青居然也在这个队伍！他气得肝胆欲碎“振青与这等人为伍！不会有好下场！”，谁知一语成谶，那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福龄还没看得清楚这“叛乱”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矛盾，旷古罕有的、巨大的革命浪潮就将他掀翻在地了。
在县衙中，福龄得到消息，广东各地的“武装起义”闻风而动，大有燎原之势，其中一小撮“叛军”，也正成群结队地向四会县城奔来，福龄下令，立即关门闭城，组织所有的保甲团勇、马步守兵在县城内守备，可是，他调防的那些兵勇，基本都是一副邋邋遢遢、半生不死的样子，福龄质问县城把总道“你手下这些兵勇，个个少气无力，怎么能抵御叛乱？”，把总为难道“这……知县大人啊，这些兵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人，听说向这里来的起义军有四五百人呢……况且……各地都跟着起义献城了，这改朝换代，也是大势所趋，大家都随波逐流嘛，咱们没必要触那个霉头、碰那个钉子，我看，我们……也没必要死撑了吧”
福龄大骂道“你食大清之禄，却不尽人臣之事！有乱不平，有敌不御！忠义何在！气节何在！”，福龄骂得大义凛然，把总心里却郁郁难平，他想“装他妈的什么忠烈，大难临头时候，还不是一样跪地讨饶，这王八蛋要么是不识时务，要么是道貌岸然，管他他妈的是什么，反正，老子可不能再跟他厮混下去，起义要趁早，说不定还有功无过！”
把总当即与手下兵勇密谋，将福龄五花大绑，押解到县城东门口，大开城门，本来，他还想叫全城百姓都到东城门去夹道欢迎起义军，可又一想，福龄在百姓里威望那么高，叫百姓来了，恐怕要多生枝节啊，于是，他率百十几个兵勇在城门口相迎。
把总押解福龄时，福龄兀自破口大骂，到城门下了，仍不停，把总狠狠扇了福龄一巴掌，道“大道理老子是他妈说不过你的，你再敢骂，老子把你舌头割下来！”
福龄虽然身体受制，可嘴上却不屈不挠，花样不重地数落把总和那帮兵勇，把总怒不可遏，心想“这帮他妈的臭文官，骂人时候也是咬文嚼字、不带脏话，他不带脏话，却比那些脏话听着更他妈来气，不整治整治，不足以平我心头之怒”，他随即向手下兵勇吩咐道“给老子把他舌头割下来！”，手下四五个兵勇上来按住福龄的脑袋，一人拿出匕首，要动手了，福龄紧咬着牙关，脖颈上青筋突起，面目狰狞地瞪视着把总，忽有一兵勇从人群中冲出，对把总道“总爷，听说起义军最痛恨这些当官儿的，咱们捉了他献给了起义军，本来是大功一件了，割了舌头，就别扭了，您不如把他的舌头留下来，让他去骂起义军，这不也显得我们跟朝廷划清界限了嘛？”这个兵勇的家庭，受到过玉知县的帮扶，他这是想方设法报恩，搭救福龄呢。
把总捻着胡子一笑，道“对，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他刚才骂老子那么长时间，不能轻易放过他，这么着吧，给我断他一条腿！“，那兵勇又欲劝阻，旁边四五人已经行动起来，断腿比割舌方便，很快，随着福龄一声惨叫，事情就办成了，福龄的脸，倏然间变成了酱紫色。
及至起义军进城，把总忙不迭地将福龄押送到起义军面前，起义军的管带叫张彪，管带一营的起义军，人称之张管带。
把总哈腰说道“管带大人，这就是县衙那个狗官，冥顽不灵！总说咱们起义军坏话，还纠集我们和起义军作对，如何发落他才是？全听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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