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也就是LHC，LHC由40个国家建造，耗时10年，耗资百亿美元。
而这百亿美元，是20世纪90年代的百亿美元，换算成现在大概相当于现在1000亿人民币。
可想而知，LHC造价之高昂。
而随之华夏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1988年建成后的京城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渐渐的难以满足华夏高能物理研究人员的胃口，想要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心蠢蠢欲动。
毕竟，每年财政收入节节攀升，科研经费投入履创新高，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一项又一项的成绩，已经有财力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
也正是如此，王院士向上级提交了一份报告，那就是申请建造属于华夏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王院士，这可是华夏实验高能物理学家，不是一般的人物。
早在1984年，王院士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就前往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参加物理学家丁肇中领导的L3实验，专业研究高能粒子；1991年获得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核物理实验室任研究员，1996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任助理研究员，2000年入选华夏科学院百人计划，2001年回到华夏，担任华夏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员，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3年王院士团队实验测得新的中微子震荡模式，该实验入选《科学》评选的“2012年十大科学进展”，而他也得以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去年当选为华科院院士，并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夏科学家。
王院士长期从事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在中微子方面，是大亚湾实验方案的主要提出者，领导完成其设计、建设与研究，提出并领导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在正负电子对撞方面，领导了京城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新的京城谱仪的设计、建造及前期的研究。
可以说，这一位王院士，是国内实验高能物理方面的大咖，地位、影响力非同一般。
刘一辰瞥了一眼身旁的高教授，淡然的说道：“要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谈何容易，这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刘一辰摇了摇头。
他也能理解高教授等人心中所想，作为高能物理学家，如果华夏有属于自己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那么简直是华夏高能物理的福音，想要怎么做实验就可以怎么做实验，在实验中诞生一项项研究成果，起码一年水个几十篇论文是没问题的。
虽然，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但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话语权把控在欧洲物理学家手中，至于华夏，属于可有可无的存在，只能参加一些边角料的研究，是不存在话语权这个问题的。
至于京城正负电子对撞机，虽然还算可以，但是在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面前，只不过是小玩具而已，完全上不得台面。
“校长，现在国家财力充足，与其投入那么多钱用于建桥建路，还不如建设大型强子对撞机。”赵教授沉声地说道：“那些只不过是一对钢筋水泥，给了那些商人送钱，对于人类科学技术根本没有半点帮助。”
刘一辰心中苦笑，这话还真是典型的学者思维，太过于不食人间烟火了。
要知道，那些基础设施，虽然投入巨大，但是对社会经济建设、拉动区域经济可是有巨大的作用。
大型强子对撞机这玩意，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根本没有任何感受。但是道路桥梁水库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却不一样，变化是肉眼可见的，是自身可以体验到的。
当初遇到节假日，排长队买票都不一定买得到，而现在不管是动车高铁，还是飞机，都显得非常方便。
也正是有如此社会效益，所以哪怕修建铁路，大部分线路单靠票价是难以回本的，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国家依旧不断的修建高铁，不断的对火车进行提速。
“大型强子对撞机，恐怕造价得高达2000亿元，这可是一笔庞大的钱，现在国家到处都在用钱，想要拿出2000亿元用于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刘一辰说道：“而且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很多技术国内可不具备，而是掌握在欧洲那边，人家稍微卡一下，2000亿元都不一定够。”
与目前的很多重点工程在建设不一样，这些大工程基本上都是华夏已经掌握了技术，比如跨海大桥技术、隧道技术，这些华夏通过一步步摸索，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高铁建造技术，不管是铁路还是列车，华夏掌握着相应的技术。就是大飞机，华夏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以及培养科研人员、工程师，也已经掌握了，这才有C919、C929进入试飞阶段。看书喇
但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偏偏是例外，这里面的大部分技术，都是掌握在欧洲手中，哪怕是美利坚也不曾掌握。
以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自动系统为例，该控制子系统的软件采用的是PVSS，硬件采用的西门子的S7PLC，在控制网络的末端还分布有规模庞大的传感器、执行器。虽然自动系统软件基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但是硬件国产化率还向当低，像西门子S7系列这样的高端PLC，国内还没有能够替代的产品，尤其是系统底层的传感器、执行器，更是国产化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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