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奶奶视频电话的时候，奶奶耳朵不是很好，总是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最后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奶奶说：今年你不回来过年，那你下一次在家里过本年可就是12年以后了，你那会都36了，那会奶奶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奶奶边说边流眼泪，说真的那一刻是我心里最难受的，自己没有尽到长孙的义务，没有多陪陪奶奶。
留守项目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可做，现场的事情之前都处理的大差不差，劳务队那边也留了人自己看管自己的库房，并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我自己就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开着电脑，孤零零的一个人看春节联欢晚会，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坐在家里，嗑着瓜子，和弟弟妹妹，姐姐们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就算那会的晚会在不好看，也没有那么孤独，在项目上的时候，可算是没有人和我抢电视了，自己有了电脑，随便看哪个节目的回放就看哪个项目的回放，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怎么也笑不出来。
大概是晚上11:30，就听见外面村庄上噼里啪啦的放着鞭炮，自己穿着红色羽绒服，站在空荡荡的项目部，本应该灯火通明的项目部却在这个万家灯火的日子里变得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亮。
我自己走了几步，听着项目外面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心里五味杂陈，走到项目门口，突然站住，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冲着项目的大门口大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声音回荡在空荡荡的项目周围，那还是一片没有被开发的林地。
喊完之后，自己一个人怔怔的站在那站了一分钟，冷风吹过，吹的浑身感到一阵寒冷，随即打了一个冷战，就回到项目部办公室，关了电脑，然后就回寝室睡觉了，睡之前还想起来三姨对我说过本年记得要在初一早上起来的时候穿一身红，戴上红围巾，寓意红红火火的一年。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五点的闹钟，那天正好也和回家过年的同事约定好一起去接武汉回来的同事。
第二天闹钟一响，我就准备去接武汉的同事。
武汉的同事在医院待了三天两夜，然后检查出来是阴性，医院同意他回来了，我们就开着车去把他接回来，三个人在项目的时候是项目上最热闹的日子，三个人一起做事情比起你自己在项目上做事情肯定要热闹的多，就算在一起发呆也有一个一起发呆的伴，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扛。
在项目过年留守值班之前，项目领导答应给我们值班的每个人一人发一个值班红包，但是这个事后来随着复工的开始就变得渺无音讯了，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春节期间项目领导家里的事情忙，疫情期间各项管制也比较严重，一系列的事情堆在一起导致项目上的领导忘记了自己还曾经答应过给我们发红包这件事，我们后来也因为不好意思也没有再问起来。
不过也是从这件事情开始一点一点积累了对领导的失望。
在项目上过了初三之后，我就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假，我想回家过一个十五，正常的情况下，值班的兄弟们在值班完事之后，应该会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息，但是项目上的领导并没有很明显让我们回家休息的意思，也没有说不让我们回家，也没有说让我们休息，态度很微妙，值班之前答应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办到，没办法只好自己给自己放假了。
其实施工单位现场并没有那么多事情，只是领导不希望看不到你的身影，他更希望你没有事情也待在那里，这也是施工单位的一个病态发展，似乎缺了一个人就好像这个部门，这个项目转不动了一样，说到底还是领导心里不自信，人员的流动会导致领导内心产生这个员工一旦在特定节点回家就不会再回来的情况。
初四的时候跟项目一起值班的兄弟们打个招呼，我说想回家过个十五，就不跟领导请假了，还请两位兄弟多多照顾一下，项目上有什么事情多多操心，多多照应，帮忙解决一下。
本地的同事开车送我去了火车站，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回家是极其不明智的，疫情已经在那会爆发开来了，我们在项目的还好一点，武汉的同事们已经居家不知多少天了，然后那会湖北省的疫情情况还越来越厉害，很多领导同事都是武汉本地或者湖北省的人，所以，他们出来也比较困难，在加上当时那个特殊时期，就导致了很多湖北的同事来不了项目。
我还在那个时间点选择了回家，更严重的是，我还跟有疫情潜伏期的同事接触过，我自己就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回家就更不安全了。
如果从负责任的角度考虑的话，我当时的行为就是极其不理智的，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不顾全大局做出的决定。
还好当时公共交通没有关闭，回家也算容易，到家也比较顺利，给爷爷奶奶拜了年，给家里面亲戚拜了年，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不出十五都是年”，况且我回家那阵才初五，正赶上炮五，那时候在听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心里感觉跟在项目听见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感觉千差万别，心里满满的全都是过年的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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