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东被彻底收复，福建海澄之战结束，明清双方一时半会都没有能力发起新的战役，混战了七八年的西南大地，东南沿海，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不过，永历-大西复合政权内部,平静和睦的背后，一场新的风暴正随着李定国和张名振北上长沙，湖南-广西“夏粮”征收工作的展开而默默发酵，孙可望已经开始着手“严打腐败”的计划了。
所谓“严打腐败”，在这个特殊时候自然是有其政治考量的——加强集权，铲除异己！
孙可望很清楚,在没有权力制衡和有效监督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几乎无官不贪,所以以“贪污”之名铲除异己，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最得基层士兵和百姓支持，最快提升声望的方法。
当然了，不改变体制便期望抑制人性的缺陷，不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监督体系，在独裁专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下，寄希望于既当裁判又是运动员的官员们，亦或者是寄希望于所谓的青天大老爷，明君，海清河晏便是痴心妄想！孙可望还没有幼稚到这种地步。
几千年来，人性从未改变,变的是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看似老生常谈，可却难以做到。
不过，他也不否认若是有所谓的明君,有一百个青天大老爷，以官僚政治唯上高效的残暴秉性,确实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内，严打腐败。
而孙可望，便是要利用这一点，一面清除官僚中当初不得不任用，可仍旧不识时务，尊奉永历皇帝的异见分子，一面拍拍苍蝇，保持住基层的高效，顺便安抚一下民愤。
基层的高效动员能力，令行禁止的执行力，是孙可望以西南一隅之地打赢这场国战的根本，他必须借机整治。
当然，这些都只是目的之一罢了，孙可望的真正目的是李定国和张名振，他要借着“打击腐败，严格预防”的由头，将“督察司”和“军法队”这两个监督和控制民政与军队，只听命于自己的集权机构,安插进广东。
毕竟，湖南和广西的贪腐问题都那么严重了,难道中央不得提前做好准备，以防广东重蹈覆辙，弄得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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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孙可望选择这个时间挑起“严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活动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他的集权事业。其次，才是要保证政权的高效和执行力。
当然，就如同“科学院”和“科举改革”，就如同《君主论》和《论李维罗马史》，孙可望希望能够借此留下一些火种，改良一些制度，为日后政治转型做准备。
“国主，这是督察司，大理寺和刑部整理出来的名单，共计一百一十二人，皆是忠良公正之辈。督察院派出三十五人，大理寺派出二十一人，刑部派出六十人，专门负责领导此次反腐行动的侦查，缉拿逮捕和审讯工作。”
王尚礼拱手抱拳，顿了顿，又说道：“目前督察司已经掌握了二十余名五品及以上官员的贪腐证据，涉及甚广，各州知府，各省转运司，甚至是军中将领皆有涉及。五品以下，更是触目惊心，便是一个小小知县，一年贪墨受贿所得，折银也高达上数千两。”
督察院主要是设置来监察官员的，特别是品级较高的官员，而王尚礼作为孙可望的心腹，自然是此次反腐行动的总指挥，他麾下的督察院毫无意外地凌驾于大理寺和刑部之上。
“刑部眼下也压了许多案件，各地争水争地，宗族和农兵之间的械斗，许多问题都一直压着没有解决。还有营庄方面的贪墨尤为严重，云贵湘桂四省，大大小小数千个营庄，几乎没有不贪的，更是有人仗着家中在军队的关系，一直肆意妄为。”刘体纯也随即汇报道。
这场“严打”运动谋划已久，王尚礼和刘体纯都暗中派人收集了不少证据，只是还没到时候，一直没有出手罢了。而孙可望对这些问题，也早就有所耳闻，现在并不觉得惊讶。
“军队和武器工坊那边如何？”孙可望面色平静，没有多说什么，又继续问道。
“军法队一直严加规范，军队内的粮饷倒是少有贪墨，可武器工坊的物资采买，其中可运作的空间太大，有些工坊负责人到长沙不过半年，就已经收了四处宅子，纳了三房小妾了！”王尚礼赶紧回答，他知道孙可望最为重视的就是士兵的待遇和工坊的质量问题。
“那其他工坊岂不是更加严重？”孙可望冷声道。
“是，棉服工坊，烟酒工坊内外私通，配给站的员工暗中腾挪贪墨的情况也有很多，现在烟酒有很多都流动到了民间。”刘体纯继续补充道。
他是大西军体系外的人，又得孙可望的重用，还有大顺军余部做靠山，并没有得罪人的包袱。
孙可望听罢，点了点头，其实原本在云贵的时候，大西军内部的腐化便已经滋生，现在不过是借着占据新地盘，体系混乱的时机，肆意疯长罢了。
说到底，政权之间的对抗，就是一个比烂的过程，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服从的命运。除非后面赢了，可以各种美化和掩饰，但腐败是必然存在的。
不过，只要保证对手比己方更烂，己方的行政成本更低和效率更高，赢的概率便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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