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彩礼不彩礼的，就是个形式，风俗而已，咱们意思一下就行了，可不能搞那些有的没的，这几年社会风气开始有点浮躁了，大家都有钱了，这彩礼那是翻着倍的往上涨，一次一次加码，咱们就别这样了，只要两个孩子情投意合，其他都是虚的。”
当陈父提出彩礼的时候，王洛当即反对拿高彩礼这一套。
在华夏古代，聘娶婚是最主要的婚姻形式。也就是说，男方送一定的礼物、金钱给女方家里作为聘礼，女方若是接受了男方送的聘礼，婚约就算成立。
比如唐代法典《唐律》就规定，聘财是确认婚姻成立的条件，要求“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聘则为妻”。这一婚姻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仍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
这是因为，在华夏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下，未婚的男性女性都从属于父母家庭。当新婚小家庭建立的同时，在经济权益上也意味着发生了两大变化：
一方面，新婚小家庭会逐渐在财务方面从公婆大家庭中独立出来，而彩礼是老家庭向新婚小家庭的代际财富转移。
另一方面，当女性出嫁到男家，随丈夫居住后，女方家庭即缺少了一个劳动力，彩礼相当于对女方家庭劳动力损失的补偿。
既然如此，彩礼岂不是一种买卖婚姻？付彩礼不就是在买媳妇？收彩礼不就是在卖女儿吗？
这要看彩礼最终流向了哪里，是流向了女方父母家庭，用于支持女方兄弟娶亲和岳父母养老，还是流向了小夫妻家庭，用于支持新婚家庭的未来开支。
在贫困地区，男方家庭因为家境差不得不靠彩礼价格来吸引女方家庭，而女方父母为了弥补劳动力损失和为自家儿子娶妻准备彩礼，也不得不坚持较高的彩礼；彩礼主要流向了女方父母家庭。
而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将大部分彩礼分配给新婚小家庭使用。
受社会福利水平限制和传统观念影响，咱们国家年轻人高度依赖经济上“啃老”来建立新家庭，而日后步入衰老的父母则高度依赖子女的照顾来养老防老，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
越穷的地方彩礼要的越高，越富的地方反而彩礼要的却不多，尤其是后世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你像粤省这个经济发达的身份，彩礼就要的不多，王洛又不缺钱，要彩礼钱干嘛，这不是给人家老陈夫妻增加负担吗，他底下还有好几个孩子，这陈初作为老大给了彩礼，后面几个小的怎么办啊。
“可咱们老风俗就是这样的，彩礼是一定要给的，要不说出去可够丢人的。”
老陈还是不打算放弃。
“真没必要如此，陈老哥，你看我们家的条件想缺钱吗，外界都把我评价为华夏第一首富了，你说我闺女结婚要彩礼，你能出多少，我要的多了，你肯定拿不出来，要的少了，你觉得没面子，你也是老师，教书育人的，假如你觉得陈初娶我家闺女门不当户不对，你拿彩礼来找，给出一大笔钱，这如果传出去，对现在的社会风气可没有好处，咱们啊，就别给那些攀比的找借口了，随便意思一下就行了。”
“唉，这简直说不过去，你看看这弄的什么事，啥也不出，就把你闺女娶回了家，本来按照我以前的想法是打算在陈初结婚的时候给他买辆车的，现在就没必要了，你就是造汽车的，我还给他买什么车啊。”
“得了，陈老哥，就这么办吧，你给我们家包个101块钱的红包，取个百里挑一的好兆头，这事就算完结了，你看怎么样。”
就这样双方在家吃了一顿饭，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这事给定了下来，没必要搞得轰轰烈烈的，要不然人家还来恭喜，那不成了变相收钱了嘛。
王蒹葭小两口带着陈父满京城转悠去了，而王洛还在忙活着整个传奇集团的事情，现在王昭远虽然已经入职了传奇集团，但不可能他一来就要登上高位，必须一部一个脚印，从底层做起才行，集团的各个流程的事情必须全部熟悉，才可以进入高层，他一直奉行的是你没有实践你就没有发言权，对下面你不理解，谈何在上面管理啊。
王洛这次跑东北去了，去看他的大豆种植基地和奶牛养殖基地去了，这是为了防止后面国家花大量金钱外国内进口大豆，他提前做的布局，采用的种子是他在空间里精心培育出来的，亩产并不比后世的国外品种产量低，反而略高一下，而且退化现象不严重。
这些年国内的种子研究所在结合王洛提供的种子前提下，研究了一系列符合国内种植的高产种子，基本上把国内的种子市场都给占领了下来，国外的种子公司也不是没想进入国内，改革开放一开始，他们就试着进入国内市场了。
刚开始的时候除了王洛早期拿出来的玉米种子外，国内其他农作物都不抗打，被占领了不少市场，但在王洛进入这个市场后，国内的种子开始大规模的开花结果，研发出来的种子种出来的农作物不但产量非常的高，而且口味还好，深受老百姓喜爱，老百姓种地是看收成的，既然国内的种子好，那就用国内的吧，就这么地，国外的种子在国内没人问津，最后只得无奈的退出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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