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淮东钱庄此时集中了林氏、宋氏、陈氏等东阳乡党及海商集团的利益，本金总数累积高达近两千万两银，约计是此时户部岁入的两倍，已然是庞然大数，但目前林缚声望一时无两，淮东钱庄也可以说是林缚一手缔造，还谈不上难以约束。
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也恰恰是林缚此时声望无人能及，故而能够力排众议再兴一家钱庄来跟淮东钱庄相互制衡——淮东钱庄背后的东阳乡党、海商集团的利益代表，甚至宋氏的代表宋浮，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而再立的钱庄背后，将站着淮东整个功勋集团，将来自然也就有能力与淮东钱庄分庭抗礼、相互制衡，不叫淮东钱庄一家独大。
高宗庭觉得此策甚好，但也说不好，总不能叫宋浮等人认为这是他出的歪点子。
高宗庭知道宋浮等人对林缚无可奈何，但要是挤兑起他来，还是会有手段的，所幸这时还有宋浮之女在场，不然还真说不清楚。
高宗庭退出来，自然是找宋浮、曹子昂、孙敬堂三人商议此事。
到后期，南阳、襄阳的工造之事尤重，孙敬堂便从黄州赶来樊城专司工造，他还将拖在林缚他们之后再有机会回江宁去。
荆襄局面大定，淮山以北的形势也稳定下来，曹子昂也无需再在随州坐镇，便来樊城与林缚汇合再回江宁去。
此时在樊城，也唯有宋浮、高宗庭、孙敬堂、曹子昂四人最为核心；除此之外，在樊城的文吏还有唐希泰、孙文轩等人，其他像敖沧海、赵虎等将领倒不怎么热衷于政事。
孙敬堂河帮出身，早年地位低微，但毕竟与其兄掌握有两三千人规模的西河会行漕，日子倒不清寒；即使西河会分崩离析之后，孙家还是有很多产业从江宁转移出来，融入淮东之中。他此时更重视获得稳定的政治地位，能封爵最好，对行赏倒不看重。
曹子昂这些年来吃过这么多苦，心志乃坚，封功赏爵倒不急于一时，甚至认为此时大行封赏之事，对治军不利。不过，将赏功之田折入钱庄、以钱庄股数赏入将领名下，不会对军队一下子就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也就没有特别的意见。
倘若淮东军制军级将领论功应赏千亩永业田或食邑百户，折算本金两千元入股钱庄，每年依股数领取红利数十元或百十元便是，而不用去操心田亩经营之事，也没有跟地方争利的纷争，甚至可以简单的认为是给有功之将臣增加薪俸。
宋浮想的要比曹子昂复杂一些。
林缚以赏功之田折入钱庄计为股数算筹分赏有功将臣，在宋浮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不会因为封赏下去的特权田地而害地方政事，也不会对中枢岁入造成损害。
不过另立钱庄操办此事，要没有宋佳在场，宋浮指不定真就怀疑是高宗庭在背后出的馊点子，但明确是林缚所提议，宋浮也就没有太多的意见。
淮东钱庄此时几乎是以鲸吞之势，往江浙闽赣及两湖、广南渗透，只要认真去研究淮东这几年来的崛起，便能知道淮东钱庄真正的潜在实力有多庞大——另立钱庄以分淮东钱庄之势，自然不合站在淮东钱庄背后的东阳乡党、海商集团以及林、宋、陈等家的利益，但相比较利益的减少，在宋浮等有识之人看来，眼下更重要的是确保能立新朝以代元越——这才是诸家根本利益之所在。
宋浮也猜测林缚是担心以后淮东钱庄势大难制，会影响到新帝国的皇权，故而预下先手以制衡之。
当然，比起林缚明面上的手段，至少不用担心以后会被“狡兔死、走狗烹”。
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又所谓“利若独占，必遭分食”——想及这点，深谙自保之道的宋浮更知道应该促成新的钱庄来分淮东钱庄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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