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他居然说“不冷”，丝毫不知道下台阶。他嘴里一边骂着肮脏的话，一边叫着我爷的名字，一边光着脚丫子串来串去地，我真恨不得找个南墙一头撞死。
大街上三三两两的妇女们围作一团，时不时劝说一句:“二牛，你这是干嘛，赶紧回去吧。”像极了观众像表演的猴子扔铜钱起哄再来一个的情景。
我爸爸并不理睬。转了几圈没有找到我爷，就支棱着铁锹，站在大街的正中央，像是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真是滑稽。他习惯性的摸口袋找烟。只穿了秋裤，没有口袋哪里摸得到？摸不到烟就扭头对我说:“给我买烟去。”
“我没钱。”我小声地说。
“赊着。”我不敢违逆，赶紧去马路上的小卖部买烟，小卖部的老板问我:“你爸爸那是在干嘛？”我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
接到烟，他又来来回回溜达了好几趟，最后实在找不到我爷，才恶狠狠地用铁锹把我爷家的大铁门疯狂地掺了好几个大口子，声音尖锐刺耳。把好好的两扇大铁门，掺得伤痕累累。如果这力气能用在劳作上，我们一定能发家致富。
折腾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直到派出所的人到了，他才算是罢了休。
我终于回到了家，一进大门，我震惊了——这还算是一个家吗？窗户几乎全都被砸碎了，到处都是碎玻璃碴子。木质的窗户框耷拉着木条在寒风中摇摇晃晃。
洗衣机已经变了形，萧瑟地躺在院子里的大树下，旁边是一大片血迹。一把铁耙突兀地躺在一边。几个耙钉上还有隐隐的血迹。仅剩的三把勉强能用的凳子，像是被肢解的尸体，到处散落着。门四仰八叉地开着，就像突然发生爆炸的贫民窟。我的心，比这萧瑟的寒风还要冷，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找遍了各个角落，没有找到我妈，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故作的坚强再也支撑不住，眼角的泪终于流了下来。
晚上我才知道，我爸爸用铁耙一把招在了我妈的脑袋上，她登时血流如注昏死过去。好几个邻居把我妈送进了医院，至今还没脱离危险。
我爷站在墙头上骂他，他不光不收敛，还喊着要打死我爷。我爷跑得快，可路过的卖卫生纸的自行车也倒了八辈子血霉，被抻住就是一顿暴揍，卫生纸被扔的到处都是。一个劝架的叔叔还没说两句话，就被我爸爸用酒瓶子砸破了脑袋。别人见都劝不了，只得从学校叫回了我。
如果这件事被同学们知道了，尤其是被孙英知道了……我不敢想……
丢人，于我而言已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怎么活着，怎么把弟妹们照顾顾好才是我唯一的大事。作为家中长女，我只得硬生生地挑起这个烂摊子，照顾弟弟妹妹。他穿上衣服，一天都不见踪影。我们四个把被子盖了好几层，在呼啸的北风中哆哆嗦嗦地度过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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