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艳阳里，焚着沉香的腊梅树旁，朱翊钧坐在摇椅上，眯着眼，听着刘妃拨弄琴弦的声音，而昏昏欲睡。
而在张鲸来汇报廷议结果后，朱翊钧更是嘴角微扬，惬意不已。
官僚集团们廷议的结果，无疑和他这个皇帝的圣意保持了一致。
这让朱翊钧有种大明的官僚士大夫再次回到了万历前十年的感觉。
即不用他非要杀人流血，非要威权压迫，才能使官僚集团与自己步调一致。
甚至可以说更好。
毕竟没有作为帝师兼隆庆遗诏任命的顾命大臣张居正随时监督，他也的确更能恣意一些，而能听听丝竹管乐，怡情养性。
当然，官僚集团能再次和他的想法保持一致，皆在于张四维被架空，其他阁臣和张居正遗留下来的改革派文官再次作为了起来。
这些改革派文官，因为受到了朱翊钧的保护，没有被言官一一踢出朝堂，也就依旧占据着各处要职，使得帝国的权力还是在改革派手里。
哪怕首辅张四维是个貌合神离的。
只要其他公卿还愿意照着张居正的路线走，张四维就能被架空。
之前。
只是因为这些改革派文官在张居正去世后，而处于群龙无首的阶段，且又不明确皇帝意图，乃至因为自身也是地主阶级而具有懦弱想退缩苟安的一面，才没有跟张四维对抗而已。
如今，一旦让他们认识到他们退无可退，只有把张居正改制思想奉为圭臬才能得保平安后，他们自然会不用朱翊钧逼着就能主动表现出自己进攻性的一面来。
朱翊钧也不介意他们接下来捧张居正。
毕竟张居正已经去世，被捧的再高也不会对他的权力造成多大影响。
何况，为了这片土地的统治阶级不再保守，而宁故步自封也不再改革，甚至主动弱化自己，朱翊钧都还在主动捧张居正呢。
不像海瑞这种活着就被捧上神坛的人，要不是朱翊钧愿意惠民，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利于国计民生的，恐早就成了最令皇帝和权臣们头疼的人物。
而廷议决定不废考成法，也证明了官僚士大夫的整体意见还是以强化内阁职权、管控言路、加强中央集权为主。
这也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依旧是整个统治集团的趋势，皇帝也依旧是顺势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在逆大势而为。
历史上张居正去世后，言官做大，乃至到影响军国大计的地步，未尝不是和皇帝自己纵容有关。
但整个华夏总的趋势还是适合朝权加强。
“既然是廷议如此，就驳回朝臣们所奏，不废考成，尤其是内阁考成六科之权。”
“另外，下诏，内阁大学士改正五品为从一品，名正言顺为国家执政！”
“再增加内阁学士一职，设为从二品，作为大学士属官，分理阁务，每大学士配一内阁学士，着廷推内阁学士数名，作为将来迁转尚书与内阁大学士等公卿之备选。”
“且降旨工部，在文渊阁阁北忝造卷篷三间，为内阁学士集中办公与休憩、存放之所。”
“还有，在文渊阁阁中一间于孔像侧加奉先生、高拱、赵贞吉等本朝历代名辅之像，凡入阁者，既当记古先师之教，也得思今贤良之齐。”
“至于除先生与高拱、赵贞吉外，还有哪些名辅当列像于中枢机要，为后世入阁者标榜，就让他们廷议去！”
“让哪些翰林院、国子监、礼部的清流、还有六科的给事中与都察院的御史们去吵，反正他们也喜欢吵吵，正好不必一直盯着考成这件事。”
朱翊钧也开始向申时行学习，用制造新热点的办法来转移旧热点，进而达到转移矛盾的目的。
但朱翊钧下诏增加内阁学士一职和扩建内阁，列名辅像于孔子像旁，倒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深思熟虑后早就想做的事。
只是，他有意在整个官僚集团开始与他步调一致后才决定下旨这样做，以避免在步调不一致时就这样做而造成更大的混乱。
朱翊钧本身就知道，大明是一个小朝廷模式的帝国。
这开创者朱元章对官僚本身不信任且有意让帝国只让少量官员维持运转，使财政开支因而尽可能少，税赋也尽可能少，使民众受剥削程度不大有关。
但偏偏大明是一个大帝国，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后世商业大兴决定了帝国靠全国数万官僚，准确说是京城两千多官僚管理是不行的。
首先就是导致大量地方成为三不管，尤其是一些新兴市镇。
如广东佛山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户口上万的大镇，不逊于许多州府，但在这里的官衙只有一个巡检司，自然也就导致该镇的工商业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工商税却没有增加，治安也没得到有效管理，成为许多盗贼窝藏之地。
甚至在京郊，也因为出现了许多乡村发展成集镇，而集镇规模发展成县府级规模，而偏偏这些集镇又都因为是靠商业大兴而起，也就多处在各县交界的交通要地，造成三不管现象，而使得京郊一带许多大盗邪教就在这些地方滋生，也给京师治安造成了很大影响。
明朝京师一带的盗贼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多见于实录与官员的奏疏中，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官府管理。
所以，大明是需要增加大量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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