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大院进行调整，一间宿舍三张床，三人居住，每人把一个角。西南角放三个单立柜，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单立柜每人一个，高度有一米四五左右。立柜单开门，上下三层，上边、中间两层稍微矮些，下边一层稍微高点，里面可以放置被子、衣物等，当然也有人放些贵重的财物。单立柜都是铁将军把门，很少有闲置的。
桌子、椅子是公用的，可以坐在写信，可以看书学习，也可以吃饭喝茶。立柜、桌子上边，人们大多放一些碗筷，茶杯和茶叶盒子，也有的人，放置一些书籍刊物。
和任卫东一起住的还有两人，都工作在采煤三段，那两人在同一个班组。
一位年龄四十三四岁左右，中等身材，脸色幽暗，眼睛却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位性格开朗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第一次见面，是他和任卫东主动打招呼，热情大方。他不吸烟，却喜欢喝几口小酒，但不恋酒，从来没见过他喝得东倒西歪。
另一位是和任卫东一同招来的新工人，瘦高个，脸上始终带着笑容，爱干净，看上去瘦弱文静书生气十足，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是哪个科室的工程技术人员呢。他和任卫东一样，每次下井回来，都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趴在床上看书。从不去录像厅或者乌七八糟的什么地方去娱乐，最喜欢看路遥的《人生》，始终把它压在枕头下边，似乎那本书就是一个支架。
对此，任卫东却不是那么感冒，因为高加林这人生活在云里雾里，从不脚踏实地。他爱着一个不是爱他而是爱飘渺不定虚荣的女人。一个深深地爱他的女人，他却因为自己向上爬的欲望而不知道珍惜，其实高加林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谁也不爱，只爱他自己。
残酷地社会现实让高加林输得干干净净，不得已剥去骄傲的外衣，看清严苛的现实，可惜再也回不去了。无奈地回归原点时，懊悔不已。尽管外界因素导致他从云端重重地跌落下来，其实导致如此结果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一只丑小鸭在自己幻觉中存在，梦想有朝一日蜕变为天鹅，这不是笑话吗！
虽在一个宿舍里，由于不在一个班。任卫东去下井了，他们就上井休息了。任卫东上井，他们不是下井就是躺在床上休息。所以，与他们并没有多么深的交往。
这天下班后，任卫东去职工大院食堂买饭，那个红格子姑娘望了望四周见无他人，低声道：“分到哪个段了？活累吗？”
“采煤三段，有那么一点。”任卫东随口答道。
“我爹说过，什么活开始都会累，习惯就好了。”红格子姑娘用夹子夹起馒头，递给任卫东，大大方方看着他道：“下井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只知道干活。”
“谢谢。我会的。”任卫东来到矿上，这是除了师傅、师娘和同事以外，第一次有人这样叮嘱自己，不由地多看了姑娘一眼。
姑娘见任卫东肆无忌惮地望着自己，满脸羞红地扭头离开，那袭黑发一甩，身子袅袅地飘入另一间屋子。
麦子拔节的时候，老天下了一场小到中雨。
春雨贵如油，农民看到丰收的希望，煤矿工人感到空气清新。
雨飘洒在树上，树叶上煤灰冲了个干干净净，显得更加嫩绿。水滴在路面上，越积越多，成为水洼，雨点打在水面上，就像一朵朵无名小花开放在水中，洋溢着美丽，寄寓着欢乐，汇成一股股水流，向低洼处流去。
这天，任卫东上的夜班。人们睡觉时，煤矿工人正在井下采煤。太阳落下，人们就要休息的时候，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下井劳作去了。太阳升起，他们上井后饱腹上床睡觉。
井下没有白天和黑天，没有日出和日落，只有光明和黑暗。
井下照亮黑暗的是矿灯，矿灯是黑暗夜空里的星星，工人是黑暗中行进的开拓者，矿灯为开拓者照亮前程，开拓者为人们开采光明。
在井下干活，任卫东是个不惜力的人，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最不怕挥霍的也是力气，有时累了，一觉醒来浑身是劲，偷懒耍滑是被工友看不起的。
每次从井下来到井口，他都会看看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是下雨还是下雪。
现在的他，脸是黑的，脖子是黑的，卷起袖子的手臂也是黑的，脏兮兮的工作服散发着酸臭味儿。地面新鲜清洁的气息扑入鼻中嘴里，渗进体内，让他倍感亲切，井下潮湿污浊的空气让他闷憋了十二三个小时，现在终于可以呼吸到新空气了。
任卫东深深地吸几口，就急匆匆地到灯房、自救器窗口，交上用乏的矿灯和沉重的自救器，转入更衣室。
有几个人正在门口抽烟，只见一个穿着安监制服的人两只耳朵后边各夹着一根香烟，手里拿着一根，与他人正在燃着的烟对上火，深深地抽几口，把烟吸进嘴里，在肚子里回回绕绕，从鼻孔里吐出烟雾，转几个圈，在空中慢慢散开，不多时走廊里烟雾缭绕。
任卫东是不抽烟的，闻到烟味就恶心。
转身来到澡堂小楼底层，路过一个门口，看到里边一位六十多岁，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老大娘，正戴着老花镜，手里不停地舞动着绣花针，正在那里忙活着。这人就是梅玉英老大娘，听师傅说自从他上班，这位老人就骑着一辆三轮车来这里给工人们缝缝补补，天天如此，从未间断。不管春夏还是秋冬，不管严寒还是酷暑，也不管晴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下浆，谁的衣服丢了扣子，刮扯坏了袖子裤腿，或者是破了个洞，安全帽没了帽带，她都会耐着性子，不紧不慢地给你侍弄好，还是无偿服务的，大家亲切地尊称她为矿工自己的“梅老妈妈”。
任卫东快步来到换衣箱前，摘下胶壳帽，扒下矿靴，脱下工作服，扔进下层箱子里。
煤矿工人工作服，刚穿上是崭新的，洗过一两次以后就成了旧衣服。
采掘工人的所谓工作服，只是下井前穿上，到了掌子面、掘进头很多人脱下来，挂在巷道帮上，赤着上身干活，上井时再穿上，穿前先把衣服使劲抖一抖，把浮着在上边的煤尘抖落下，然后用毛巾把身上的汗水和煤粉擦一遍，当然肯定是擦不干净的，因为毛巾本身就被汗水湿透，也被煤粉染黑。
不穿不行吗？当然不行。
上井路上，要在运输大巷步行，还要坐斜井人行车上井。沿途呼吸的是地面下去新风流，不穿衣服，风一吹就会感冒。感冒不能上班，也就不能下井，更不能挣钱，所以工人们就想方设法避免感冒。
一路坐车来到井上，身上的煤粉就会粘到工作服上。加之工作服挂在上平巷回风流中，炮烟里夹杂着大量粉尘，被无数次浸染。
如此反复，下井不超过三次，工作服就像从煤堆里扒出来一样，脏乎乎黑兮兮的。
三天两头洗呢，衣服就会很快磨损，因为工人多，洗衣工作量大，为了提高效率，就采用机器洗涤，而长时间使用洗衣机，对不是化学纤维衣服损伤很大。
煤矿工人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工作服不是穿坏，而是洗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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